浙商崛起续写光辉篇章
——改革开放30年“浙商10大标志性事件”
改革开放30年来，作为当前中国第一商人群体的浙商，用勤劳与智慧创造出了灿若星空般的神话。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6月20日至22日，2008浙商论坛暨浙商(创业与投资)博览会在义乌举行，主办方发布了改革开放30年“浙商10大标志性事件”。据了解，这代表浙商发展里程碑事件的评选，由2008浙商论坛主办单位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浙江省国内企业合作发展促进会、浙江省工商联(商会)、浙江省私营(民营)企业协会等合办，并由上万名网友评出。
①1978年—义乌“货郎”担出乡间集市，
浙江市场大省由此发轫
1978年，义乌出现了由一些货郎自发聚集形成的集市。几年下来，自发的集市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范围越来越广，引起了当地有关部门的注意。1982年8月，义乌稠城镇市场整顿领导小组发布通告，宣布正式开放小商品市场，义乌市场由此催生。同年11月25日，时任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提出了“四个允许”，即“允许农民进城，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竞争(无论国营、集体和个体)”，为义乌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1984年，谢高华进一步大胆提出“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果断决定投资57万元建设摊篷式小商品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蓝图由此绘就。
如今的义乌，已成为全国小商品物流和信息流中心、全国最齐全的小商品展示中心，以及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出口基地。“义乌模式”更是被拷贝到了全国，大大小小的“义乌小商品城”遍地开花。2007年，义乌市场以高达460.1亿元的成交额，连续第17次蝉联全国批发市场榜首。“义乌小商品指数”则已成为国际小商品价格的风向标。
与义乌小商品城的发展相对应的是，浙江已由一个资源小省发展成为市场大省。截至2006年，浙江省共有商品交易市场4064个，市场成交总额8247亿元。
可以说，义乌小商品城的发育和壮大过程，以一个有形的“市场”形态，见证了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②1980年—温州诞生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近30年中，
浙江个私经济多年位居全国第一。浙江民营经济成为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一面旗帜。
1980年12月11日，温州一个叫章华妹的20来岁小姑娘，从温州鼓楼工商所领到了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证书编号为10101，她因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合法的个体户。
1982年初，一批处在市场经济“风头浪尖”上的人被处以“投机倒把罪”。在个私经济发源地温州，“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翻砂大王”吴师廉、“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电器大王”郑元忠等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此被称为“八大王”事件。
尽管如此，个私经济仍显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极大的活力，温州模式也在是非中成长，并受到全国广泛关注。1983年前后，温州的个体工商企业已占到全国总数的1/10。到了2002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布的一项报告显示，该年浙江个私经济实现社会总产值、销售总额、出口创汇额、商品注册量四项指标位居全国第一，走在全国前列。浙江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实现社会总产值7427亿元，完成销售总额5892亿元，连续8年位居全国第一。
浙江个私企业的发展，代表了作为市场经济主体本身的发育与壮大，一个新的时代真正开启。
③1983年—步鑫生大胆进行国企改革，成为全国典型；1984年—冯根生“破三铁”，甘当国企改革的“出头鸟”。
改革给国企带来的动力，令浙江这个民企大省，国有经济同样位居全国前列。2005年，浙江省国企净利润跃居全国第二位，仅略低于上海市。
1983年11月16日，《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的长篇通讯登在了所有中国党报的头版。时任总书记胡耀邦为该篇通讯写了“步鑫生的经验可以使广大企业领导干部从中受到教益”的批示，形成了全国上下的“步鑫生热”，这使得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厂长负责制、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等被搁置起来的改革理念再次成为时代的旋律。
1984年，时任杭州中药二厂厂长的冯根生把国企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率先在全国试行干部聘任制、员工劳动合同制，冯根生成为第一个打破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的厂长。
这之后，浙江省大胆进行混合所有制等改革，国有经济保持强劲的上升势头。据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年报数据显示，到2005年，浙江国有企业净利润、利润率、利润总额等主要经济指标均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全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净利润122.6亿元，居全国第二位；实现利润总额253.2亿元，居全国第三位。
在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国有经济在浙江不断改革发展壮大，表明在不断优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国有经济同样能迸发出极强的活力。
④1986年—鲁冠球成为全国“共同富裕”典型。浙江乡镇企业的崛起，标志着浙江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起步。1993年浙江乡镇集体企业全面开始产权量化改革，形成了浙江民企的基本框架，浙商这个中国第一商人群体由此逐步形成。
1986年4月，《人民日报》刊登长篇报道《乡土奇葩——记农民企业家鲁冠球》，鲁冠球因此成为乡镇企业的带头人和“共同富裕”的典型。
两年后，鲁冠球以1500万元向杭州萧山宁围镇政府买断万向节厂一半股权给参与创业的人，“万向”成为当时还颇受争议的“民营企业”。为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与创新意识，鲁冠球提出“利益共同体”概念，他认为，中国目前存在的自主创新不足，主要是文化原因。只有大家成为利益共同体，才能激发员工的自主创新能力，公司也会获得壮大与收益。因此，鲁冠球把“万向”的资产切一半给政府，留一半给参与创业的人。
鲁冠球的经验开始在浙江得到推广。1993年，在浙江的乡镇企业中，开始推行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改革以产权清晰、政企分开、制度创新为核心，以搞活企业、发展经济为目的。
到1995年3月，浙江全省已有2.5万乡镇企业完成了产权制度改革，占乡镇企业总量的32%，其中改造为股份合作制的乡镇企业有7500家，组建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近500家，组建省、市及企业集团300多家。到上世纪90年代末，这场规模巨大的产权量化运动在曲折反复中宣告完成。
浙江乡镇企业的崛起以及其后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形成的民企大发展，形成了中国经济风景线中独特的浙商群体，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风云变幻中始终独领风骚，成为中国第一商人群体。2000年6月10日，鲁冠球当选为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成为第一位当选为全国性行业协会会长的企业家。追求自主经营、稳健发展的鲁冠球，被喻为企业界的“常青树”。而横店集团徐文荣、广厦控股楼忠福、雅戈尔李如成等“第一代”浙商，至今仍活跃在浙江乃至全国、全球的经济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