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坛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本报“十月困局”系列报道昨日就武汉光谷退出进行了深度解读，今日这个收官之篇，本报记者和业内人士从专业角度对中国足球和篮球这十余年的职业化进行剖析，从中发现了引人深思的问题与现象。在是是非非中我们期待的答案是，在这次危机中找到真正属于中国体育的道路。
体育要走市场化道路，这句话是上世纪90年代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提出的。足球和篮球，是中国体育职业化的领跑者，但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足球和中国篮球究竟从职业化里得到了什么？答案是，混乱和闹剧要比惊喜多很多。
职业化有利也有弊
长期以来，举国体制一直是中国竞技体育的基石，这一体制造就了当前中国体育强国的地位，为国家和民族赢得了荣誉，必然结果是在各个层级上的“成绩至上”。
和中国相比，欧美国家在竞技体育项目上，政府的投入普遍甚少，更多时候是依靠体育市场自身来解决困难，所以外国的职业化步伐和发展相当迅速，早已形成了一种固定而稳定的模式。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体育职业化，的确带来了不少的贡献。例如，企业等社会力量得到了帮助国家发展体育的机会，让中国体育在发展上多了一个选择；足球、篮球职业联赛的开展，让这两个项目的影响力大幅飙升，久违的“足球热”和“篮球热”应运而生。此外，职业化在扩大项目人才储备上也带来了积极的作用。
凡事都有两面性，即使是职业化有众多利好，必然也有弊端。职业化能够让中国的足球、篮球运动员们轻易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获取“市场身价”，成为中国运动员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但也让他们离举国体制所提倡的敬业、刻苦训练等体育精神越来越远了。
中国足球越职业化越堕落
说起中国的职业足球，人们更多联想到黑哨、假球、赌球、罢赛、退出等丑陋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职业化初期，足球的发展的确让国人看到了希望。
1994年，作为职业化改革的“试点”，中国足球走进足球俱乐部，成立国内职业联赛。联赛的激烈，球市的火爆，众多投资人、企业的加入，还有足球学校在全国各地的蓬勃发展，都是职业化带来的积极一面。
然而，职业化，不仅仅是简单的商业化，还包括专业化、制度化和责任化。在这其中，最简单且最有成效的是商业化，这也是中国足球在10多年职业化中始终停留的阶段。商业化被无限放大了，伴随而来的是浮躁、急功近利的心态将中国足球带入了一个彻底堕落的深渊。再加上作为领导者的中国足协的领导们，错把职业化当成了商业化，以为球员有钱、足协有钱就是职业化了，这样的错误认识换来的结果是，中国足球在缺乏职业道德，缺乏制度约束，缺乏监督管理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既黑又黄兼暴力的镜头。常言道，联赛为国家队之本，但一个假球、黑哨、腐败丑闻频出的职业联赛，如何能够培养出一批健康、富有战斗力的球员呢？
所以，职业化之后的中国足球甚至在成绩上不如职业化之前，国家队在世界杯、亚洲杯、亚冠等各个国际大赛上的成绩没有进步只有退步，世界排名直线下降，就不值得奇怪了。
中国篮球有个体没整体
中国篮球的职业化，仅仅比足球职业化稍晚一些，CBA联赛在1995年的创办，是中国篮球职业化开始的标志。13年过去了，中国篮球从职业化中获得的最大好处就是为国家队贡献了姚明、易建联、王治郅等先后登陆NBA的球星，除此之外，中国男篮还是没能借此进入世界强队的行列。
虽然有姚明、易建联等明星们压场，但中国篮球的职业化并没有从本质上提升了中国男篮在世界篮坛的竞争力。姚明、易建联的横空出世，并不是仅仅依靠CBA的发展，只是因为他们拥有着异于常人的天赋和身高资本，即使没有经过CBA的磨炼，哪怕是在NBL等次级联赛搏杀，他们也可能得到走向世界的机会。
说到底，中国篮球始终未能进入世界强队的行列，还是和自身职业化程度不高有很大关系。换句话说，运动技术水平与职业化程度紧密相关。当然，这并不只是从商业化来说，正如之前提到的，还有专业化、制度化和责任化的方面。举个例子，职业化程度高的欧美篮球，人才输出是全面的，从后卫、前锋到中锋，任君选择。
相比之下，中国能够拿得出手的就是依靠身高吃饭的姚明、易建联、王治郅之流，那些被寄予厚望的陈江华、孙悦们，则只能在NBA的门口进进出出，占有一席之地对于他们来说，还是可望而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