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精人工授精(AID)仅仅是全部生殖过程中的一项生殖技术。它的生殖方式表明，生殖过程与性爱、婚姻、人伦、家庭似乎可以分离。因此，它所遇到的伦理学争论是前所未有的。多年以后，人们也许会发现它已改变了许多与它有关的伦理观念和法律态度
借精生子引发诉讼
“你知道提供精子的后果吗？”
“我知道……不过我只是提供了种子，不承担任何责任。”在法庭上，张强对法官说。
四十多岁的张强已结婚生子，和比他小20岁的小红同居已有5年。他们通过人工授精成功生下一女后翻脸，单身妈妈小红将孩子的父亲张强告上法庭，要求其承担孩子的抚养费，张强则辩称自己是被迫供精。
小女儿已经开始呀呀学语了。“我盼她快长大，又怕她长大。懂事了，她要是问我爸爸是谁，我怎么回答呢。”小红说。
2007年7月17日上午，武汉市武昌区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这个“借精生子”案。在此之前，法官们没有遇到过同样的案例。
大众对精子捐献仍缺乏了解。目前，自愿供精者寥寥 王轶庶／图
广东省精子库的一间取精室王轶庶／图
小红和张强开始“家庭生活”后，曾经4次流产，因无法正常怀孕，医生建议她试试人工授精。2005年6月，两人用伪造的结婚证，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人工授精成功。第二年2月，小红生下一女孩。她本来希望，用孩子“拴”住张强的心。
但适得其反。张强说人工授精“是被胁迫去做的”：“她威胁我，要是不去做，就去我单位里闹，去找我老婆。她不正常。她达不到目的就以自残相威胁。”
张强和小红作过一番“恳谈”，表示除了结婚证书什么都能给她。张强的态度令小红绝望了，于是一纸诉状将他告上法院。
今年7月17日，亲子鉴定报告书证明，张强与孩子是亲生父女关系。
“这个鉴定我不承认，我提供了精子，这个孩子肯定就会检查出跟我有血缘关系，但是不能因这个而认定我是孩子的父亲。孩子的父亲应该是小红的前夫。”在法庭上，张强对法官宣称跟原告(小红)只是同事关系，没有同居过。
此间法律专业人士认为，医院依据伪造的结婚证件(做人工辅助生殖必须身份证、结婚证、生育证三证俱全)，在未加核实的情况下，实质上是为单身女性做了供精人工授精手术，而这恰恰是卫生部严令禁止的。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万雄说，虽然张强不是小红的丈夫，但是张强和小红显然是经过协商、一致同意采用张强的精子的，应当视为同质人工授精。在此情况下，张强不仅是孩子生物学上的父亲，也是其法律上的生父，因此张强应该承担孩子的抚养义务。
供精人工授精引发的法律及伦理问题逐步浮出水面。
伦理之惑
从1981年，中国第一个精子库——湖南中信湘雅人类精子库创建开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精子库冷冻储存技术已经十分成熟，但是由它所引发的诸如安全、伦理、隐私等问题还依然被人们议论。
刘婷(化名)从去年开始排队等候精子，至今仍没轮上，她想通过医院向社会寻求捐精人，希望能通过本地捐精实现立即手术。
被医院拒绝后，刘婷再次同医院商议，说丈夫的一位亲戚愿意给他们夫妇捐精，表示以后生的孩子，依旧是王家的血脉。
“家族内部供精生子绝对是不允许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生殖中心朱桂金教授说，每个进行生殖辅助的医疗机构都有自己的伦理委员会，委员会明确规定，不得使用新鲜精子，也不允许家族供精，患者目前获得精子的惟一方式只能是从精子库中提取。
“借精生子”，打破了一般的社会伦理观念，这让不少人质问，一旦生下孩子，谁才是他的父亲？是自己不能生育的丈夫，还是提供精子的男子？
相关医学伦理问题，医院在接诊时，都会如实告知患者。实施手术的夫妇，都会签署一份知情同意书，其中有一条，“男方知道孩子是通过供精人工授精手术的产物，承认因此而孕育的儿童，不论其在幼年或成年后，享有亲生子女同等的法律权利”。
医学上，借精生育出来的孩子和现实生活中的父亲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在法律上，孩子的亲生父亲就是患者本人。
根据卫生部《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原则》，凡是利用捐赠的精子、卵子或胚胎实施的试管婴儿技术，捐赠者、受方夫妇、出生的后代必须保持“互盲”，参与操作的医务人员与捐赠者也必须保持“互盲”。
广东省精子库负责人唐立新说，“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可能出现的不利于夫妻感情、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不利于稳固家庭的因素。”
还是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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