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国家电网公司国能生物发电有限公司与法国电力贸易公司在京签署《CDM项目合作意向书》，后者通过CDM项目购买前者由发展生物质能清洁发电而减排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环境容量，来推进中国清洁能源的更快发展。10月26日，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吕学都在首届亚洲碳博览会上表示，CDM项目是目前全球最火的国际合作项目之一。从目前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来看，中国的CDM项目数量排在印度、巴西、墨西哥之后，名列第四；但近期发展特别快，几乎每个月都以几十个项目的数量在增长。据测算，2012年以前，中国通过该项目减排额的转让收益可达数十亿美元。而相关资料显示，截至10月24日，中国政府已批准135个CDM项目，涉及风力发电、小水电、工业节能、垃圾填埋气发电等。
10月18日，BP佳阳太阳能有限公司在西安隆重庆祝其自2006年1月投产以来第5万块太阳能组件下线，在华访问的澳大利亚环境及文化遗产部长艾恩·坎贝尔及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艾伦·托玛斯博士专程从北京赶赴西安出席庆祝仪式。记者注意到，BP佳阳总经理在仪式上曾援引全球太阳能光伏产业另一巨头日本夏普总经理今年9月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世界能源与电气博览会”上的惊人之语：“到2010年，太阳能光伏电力价格将在现在基础上下降一半；到2020年，在2010年基础上将再降一半；到2030年，将比2020年再降一半。届时，太阳能光伏发电在价格上将比核电更具竞争力。”
BP佳阳方面在回答本报记者“导致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成本下降的原因”时指出：第一，全球太阳能光伏市场需求旺盛，使得整个太阳能光伏产业以每年30%多的速度发展，如此之快的规模扩张将有利于行业成本下降。其二，技术工艺的进步将使生产效率提高，从而促使生产成本下降。第三，目前世界上硅材料的主要消费对象就是太阳能光伏组材，太阳能光伏产业的成长会促使硅材料生产商大幅扩产，硅材料价格将在今后的几年中下降并带动光伏产业成本下调。
无论是CDM的跨界交易，还是太阳能光伏电价的全球性下降，都是市场主导的产物：在CDM项目中，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应的项目，用比较低廉的成本抵消部分减排义务；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有利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资金和先进技术；同时，全球气候环境获益，最终达成“三赢”。而在太阳能光伏电价可以预期的下降中，市场需求主导和技术进步支撑更是缺一不可的两只“驱动轮”。
但在国内，价格竞争上的先天不足，仍然是可再生能源在面对传统常规能源时最大的“软肋”。在当前红红火火的可再生能源建设热的背后，是相关企业普遍的不盈利甚至是亏损。在这种情况下，可再生能源更多是被当作一种概念、一块招牌来打。那么，国际上普遍通行的市场机制在我们这里何以绵软无力？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究竟应该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
国内相关企业被问及此，目前往往都以政府支持为最大的诉求。以国能生物发电为例，作为国内最大的专门从事生物质发电的专业化公司，虽然已在全国开工14个项目，装机容量达到35万千瓦，但目前尚未盈利。至于可再生能源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国能方面表示，政府的税务减免及配套支持性基金，都是相关企业的期待；他们还谈到欧洲专门针对火力发电的高额炭税，对风电和生物质发电等清洁能源采取政府回购再上网等优惠政策，都是可资借鉴的做法。这些诉求，在国内相关企业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对此，中国能源网总经理韩晓平指出，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中还没有一件事是完全靠政府主导就能理顺的。现在政府主导被过于强调了，导致许多背离市场的行为，比如风电招投标中，出现大量不合理的超低价，结果只是“跑马圈地”；而在电价形成机制上，政府把更大精力放在压供应侧，政策也相对滞后。谈到发达国家的风电政府回购，他提请注意，除此之外，还有清洁能源的民众认购，人称“新能源、新文化”。这种依托于高素质背景的新能源发展之路，在经济迅速增长的我国，也渐渐有了用武之地，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比如不久前上海的风电认购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公众认同；而浙江的阶梯电价（用得越多，电价越高）虽不是专对新能源之策，但也有本质上的一致性。
韩晓平还特别提到可再生能源激励政策的可操作性。比如生物质发电，由于其原料的特殊性，一年四季运行不现实，加上收集、储运的难度，一般性的鼓励政策难以奏效。还不如任何发电厂，每烧1吨生物质燃料，补贴多少钱，这样操作性更强。至于现在发展势头不错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韩晓平强调要看这个产业的全过程：硅生产过程中的大量消耗和由此得到的电力，能否有合理的投入产出比？韩晓平最后表示，最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健康发展的模式是，政府主要着力于建立交易市场，培育交易主体，最终形成电力市场供应侧和需求侧的“自组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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