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公司、日本公司将软件开发、数据处理业务甚至讨债的业务交给亚洲的一座新兴城市，除了众所周知的班加罗尔之外，他们还会选择哪座城市？去年7月，IDC（国际数据公司）提出了一个名为全球交付指数（GDI）的新指标，对亚太地区18个国家和地区的35座可能成为离岸交付服务中心的城市做了比较和排名。
出乎意料的是，大连超越北京、上海等国内一线城市，名列中国城市第一位，在整体榜单中排在第五位。IDC 同时还预测，到2011年，以大连为首的中国城市将超越印度城市，成为最适宜全球离岸外包的地点。
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对大连在软件外包领域的迅猛崛起感到惊讶。其实，感到惊讶的还有中国的软件和服务行业。还是在 10年前，大连这座以风景优美而著称的城市拿得出手的还是它的足球、服装以及造船工业；而到了现在，大连已经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软件之都，美国《商业周刊》更是直接称其为“中国的班加罗尔”。
1998年，大连软件产业的销售收入还只有可怜的2亿元，软件出口不足1000万美元；10年之后的2007年，大连软件产业的销售收入增长到了215亿元，软件出口为7.2亿美元。这个高增长的态势还将继续：预计到今年年底，大连软件产业的销售收入将突破300亿元，软件出口突破10亿美元大关。而早在2006年，大连的软件出口收入就已经超过以人才密集而著称的北京，位居国内城市榜首。
大连人的眼光已经落到了更远的未来，他们提出要成为“全球软件和服务外包的新领导城市”。2012年，大连软件产业要实现销售收入900亿元，软件出口45亿美元；2017年，大连软件及服务产业的规模要达到全球领先的水平；超越班加罗尔也许将不再是个梦……
每天从早到晚，位于大连市数码广场1号的大连软件园那栋灰褐色、半弧形的办公大楼里，海外的参观者络绎不绝。看着大厅里那气势恢宏的软件园沙盘，他们经常会提同一个问题：短短的10年时间里，大连是如何做到的？
专注的回报
10年前，靳国卫刚刚来到大连市信息产业局，大连市也是国内第一个成立信息产业局的城市，以至于靳国卫到外地出差的时候都找不到对口接待的部门。如今，他已经担任了信息产业局的副局长。
大连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DLSP）总裁高炜更是被称为国内软件园的“骨灰级”人物了。10年前从大股东亿达集团派到DLSP担任总裁的时候，软件园所在的地方还什么都没有，他们把当时给机床厂盖的一个招待所改造了一番，在楼前竖起了“东北亚外包中心”的标语牌，就算是开张了。弹指一挥间，10 年过去了，高炜也在这个位置上做了10年的苦功，如今大连软件园已经名满天下，而高炜仍然打算将软件园的这份事业继续做下去。
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好事。这话放在大连软件身上同样适用。“在中国，要发展某个产业，政府的作用还是非常关键的。”靳国卫认为，“大连在10年内换了三任市长，但是对软件产业的关注却始终不变。”
作为启动软件战略的第一任市长，大刀阔斧的薄熙来为大连软件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2001年薄熙来调任辽宁省工作，李永金接任市长。新市长上任之后就亲自率队赴日本开展软件和外包的大型招商活动，这也是大连第一次赴日招商。上任第一个月，李市长就把水、电、公安、城管等所有相关部门的一把手都叫到软件园，把问题归类整理，一个一个地排查，找出困难与障碍，当场拍板确定解决方案，然后形成一个“会议纪要”，作为以后解决问题的标准。
夏德仁在薄熙来担任市长期间，就是负责科技工作的副市长，当他接替李永金就任市长之后，继续加大对软件的支持力度就显得理所当然了，他还因此得了一个“软件市长”的新头衔。
在确定了大战略之后，路径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在当时，务实的大连人并没有选择像微软的Windows那样的软件产品，他们宁愿被视为“没有核心技术”、“没有自主创新”，还是毅然选择了软件外包和服务作为突破方向；在外包区域上他们也没有选择看起来规模很大的欧美市场，而是选择了一衣带水的日本。
事实证明他们当初的选择是对的：2002年之后，中国软件的主要增长点从软件产品转移到了软件服务，大连无疑是喝到了“头啖汤”。而且，虽然近年来欧美外包业务发展神速，但是在中国整个软件外包大盘子中的市场份额也不过只有25％，而60%的外包订单都来自日本市场，而大连几乎垄断了日本的外包订单。
当然，如果没有一批专注于软件的企业家们，大连的软件产业也不会如此红火。今年5月，原海辉软件（国际）集团董事长李远明离开海辉开始第二次创业，选择的领域仍然是软件外包。“我对这个行业仍然非常看好，对日外包仍然存在很大的机会。”
在大连，专注于外包领域的企业数量不少，并且已经产生了东软、华信、海辉等明星公司，他们也是国内软件出口的前三强。正是在这批本土软件外包巨子以及通用电器、戴尔、惠普等国际巨头的竞合之下，大连软件产业才呈现出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