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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制造:中国制造急欲摆脱廉价标签的代表

2008-05-10 10:13:37 http://www.wabei.com/ 来源:环球企业家 作者:房煜 阅读次数:0   >> 到论坛讨论
简介: 西门子听力集团中国区总裁傅建彤14年前第一次来到“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今天所在的位置时,欢迎他的是水田沟壑间盛开的大片油菜花。和这些一起留在记忆里的,还有从上海到苏州三个小时的车程。“一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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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子听力集团中国区总裁傅建彤14年前第一次来到“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今天所在的位置时,欢迎他的是水田沟壑间盛开的大片油菜花。和这些一起留在记忆里的,还有从上海到苏州三个小时的车程。“一路上差点把人都颠簸得散架了。”傅建彤在提到当年缺乏高速公路的糟糕情形时告诉《环球企业家》。

    而在此后的许多年里,整个长江三角洲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轰鸣的马达声是世界工厂最引人瞩目的象征,西方世界不止一次面露敬畏地谈及这里的生产线效率和蝼蚁般忙碌着的人们。更重要的是,这里正成为中国新工业革命的“发祥地”——它不再是以大量廉价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和工艺简单的低端消费品制造为特征,而是真正触及全球制造链条的核心。

    从苏州到大连、天津、广州等地正在发生的产业跃迁像是在向人们展示,中国已有能力承担从大型客机、电脑芯片一直到胶囊药丸等诸如此类的高科技产品的制造。苏州工业园区的面积只有中国的十万分之三,但却创造了中国约3%的IT产值和16%的IC产值。这也让苏州,这座千年以来以温润优雅的生活而著称的江南水乡成为中国现代化版图上最为耀眼的经济重镇:它在去年全国城市GDP排名中名列第七,工业总产值突破1.9万亿元,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则在其中占到超过60%的比重,至今已聚集了世界500强企业在区内投资的115个项目。

    就在数年前,一些观察人士还担心,中国会不会从“世界工厂”沦为“世界加工厂”,而现在来看,中国要从生产廉价商品的低成本经济转向生产高价值产品的高工业经济的过程,实际上可能不像人们认为的那么困难。

    这样的变化同时也使下列担心变得多余:正在上升的中国制造成本会不会迫使大量工厂迁离,从而使中国损失掉某些竞争力?事实上,今天的产业外包已不仅仅取决于成本低廉这一个因素,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成熟便捷的物流交通和产业配套环境,都会使投资者重新考虑工厂选择地;更重要的是,中国自身的制造能力已积累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足以吸引那些需要复杂而高度精密生产的投资项目。

    为了帮助制造业完成转型,苏州工业园在2005年就提出了“制造业升级计划”,重点包括两层涵义:一是抓规模,培育一批投资十亿美元甚至数十亿美元的旗舰型龙头项目,确保主导产业占有一定的全球市场份额,形成较强的行业话语权;二是抓核心竞争力,重点是提高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企业国际竞争能力。“我们的目标是将苏州和欧洲北美的城市变得没什么不同。”苏州工业园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潘云官告诉《环球企业家》。

    “世界办公室”

    苏州,有着中国产业素质和纪律最高的熟练工人,他们似乎轻易地就能把刺绣的功夫迁移到芯片及其他电子器件的制造上。在西门子的扩音器组装车间,你可以看到很多像19世纪末江南许多纺织厂的女工一样,整齐地坐成一排,一只眼睛对着显微镜,左手轻捏起一根只有普通头发丝1/4粗细的焊丝,然后右手用一支黑色的焊接笔准确地把它固定在芯片上,整个过程不超过3秒。

    看起来这里和普通的服装和玩具生产线没什么不同?错了,在另一个工作区,一位女工正专注地观察电子扫描仪中呈现的图案;另外一些工人则操作着一台台电脑,一个三维立体的耳道电子模拟图形正在随着工人手中鼠标的位移而翻转。

    2005年,西门子全球电子扫描中心在苏州建立,这个中心利用了西门子自己研发的电子扫描仪,从而根本改变了过去生产耳内式助听器的流程。苏州工厂接收的不仅是来自中国各地的耳样,还有来自美国的资料,工人们根据接收来的数据,在电脑上利用软件设计成电子外壳,再传回到美国,美国那边再根据他们设计的外壳进行自动化的生产。

    “我们这里已经成为美国的‘设计中心’。”西门子听力高级经理陶勇说。先前外国人设计、中国人生产的流程在这里颠倒了,变成了中国工人设计,外国机器自动化生产。

    这一流程的“简单改变”,意义不仅在于西门子向降低高端产品生产成本迈进了一步,更重要的是,它引领着这些原本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熟练工人开始沿着产业链向上摸索,触及产业链的核心部分—设计,以及下一步的研发。

    而在十几年前,当傅受命开拓中国的助听器市场时,一切只能从零做起。傅甚至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只能在北京前门饭店租个房间遥控建厂事宜。而整个市场也处于“聋”的状态中,为了打开市场,他不得不在一些医院里搞些周末联欢的活动,但是,“我甚至不得不和开电梯的人说好话,否则他不给你开电梯。”傅回忆说。而现在,西门子所生产的助听器已在中国占据一半的市场份额。

    但傅不满足于苏州工厂还继续扮演一个制造工厂和销售中心的角色,他希望在高端的耳内式助听器市场也能有所作为,并以此提高苏州在西门子听力全球业务中的重要性。

    傅建彤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在苏州建立研发小组,希望苏州的设计力量能研发出更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西门子听力现在的研发主要在德国,傅认为不能总是照着欧美研发的“图纸”进行生产和销售,要有靠近市场的中国工程师进行自主研发,并供给全球市场。“我要的就是一个office的概念。”傅建彤说。苏州的工厂不能只是简单的生产,要开始研发,要参与全球采购。

    和西门子听力发生的内生性产业演进类似,在辉瑞苏州胶囊公司出现的新变化同样也是力促产业升级的苏州决策者们所乐见的。在美国辉瑞胶囊业务在全球建立的十大制造基地中,苏州胶囊无疑是当下的明星。这个成立于1986年的合资企业的年产能已从24亿粒达到了现在的160亿粒,并以此实力赢得了辉瑞全球最现代化生产线在这里落子。

    这里有着全球最精细的生产质量控制。之前,曾有一位十分严苛的客户拿着高倍放大镜指出,在极少量的胶囊印字旁边出现了一个肉眼几乎难以辨析的红色墨斑,一般客户不会在意,因为这是无害的,但他却认为这不符合要求。而现在,即使是类似这样的外观缺陷也已经从20年前每10万粒中出现20粒减少到如今的1粒。

    “苏州胶囊公司早年建设主要是靠外援,但现在我们的员工已经有能力可以援外了。”苏州胶囊总经理安杰立对《环球企业家》说。现在,这家公司的外派员工已经开始为印度、墨西哥和泰国的工厂提供技术援助。

    这样的变化也暗合了苏州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思路,即通过内部产业升级和整合,以继续保持苏州的竞争力,而非仍旧延用过去招商引资的思路,希望通过不停地“引进来”来完成产业结构调整。“没有哪个园区可以无限扩大,或者希望囊括天下所有优秀企业。”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科技发展局副局长吴烈对《环球企业家》说。事实上在招商中,很多行业都已呈现双巨头垄断态势,如果其中一家进驻了苏州工业园区,有时很难说动另一家也搬进来。这时,对园区来说,更重要的是,力促在园区内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完成制造业上游和下游的整合。

    吴烈表示,在今后的招商引资中,苏州工业园仍旧坚持过往的高标准:即对成熟企业,要看其在相关产业领域里的地位,是否处于产业链的上游;对于初创型企业,要看其自主研发能力和拥有专利的数量。以保证进入园区企业的质量,加强产业配套的完整性,这样才能保证园内企业都能有更大收益,顺利实现“苏州制造”的转型。

    新力量

    迄今为止,苏州发展模式所受到的最大质疑声音是,在外资唱主角的苏州经济中,本地自生的经济力量——民营企业是否成了配角?这会不会影响到苏州的未来?

    实际上,苏州本地的民营企业很多都是在给这里的跨国公司做OEM生产,产业配套群的成熟也是吸引跨国公司前来投资的原因。但也有一些企业,看到了外资支配下的中国低端制造的种种隐忧,当外企凭借自身技术优势进行产业升级时,一些忧患意识较重的苏州民营企业也开始了自己的“壮士断腕”之路。

    2000年前后,一家世界著名的电动工具公司向经常为其做代工的宝时得发出一份50万台模具的大订单。宝时得在1995年初创时只有4名员工,但后来正是通过做代工逐渐做大规模,通常来说,这样的大单够这家小公司连吃三年的,一年就能有几千万收入。

    但让对方吃惊的是,主要利润来自OEM的宝时得居然拒绝了这笔订单。原因是,这个不起眼的中国小公司打算发展自己的国际品牌战略,不再满足于仅仅做代工。

    回忆起拒绝那次大订单的经历,宝时得公司副总裁吴晓东承认,公司上下都捏着把汗,也明白这是在冒怎样的一种风险,“但是我们必须拒绝,否则我们的海外品牌战略就要推迟三年”。

    宝时得希望在中高端电动模具产品的设计上下功夫,走时尚路线,抢占海外市场。但做品牌并非易事,设计市场推广各方面都要花钱,有人干脆称公司的品牌战略是“烧钱战略”。在烧钱的同时,公司原有的赢利点却在萎缩。由于从“徒弟”变成了竞争对手,原来找宝时得做代工的大公司都撤了订单,OEM业务下降到只剩原来的一成。

    但宝时得并不后悔,终于在海外杀出一条血路。2004年,公司创造了2.6亿美金的销售业绩。如今,宝时得已经有了十几家海外子公司和办事处,逐步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形象。最近4年时间,公司新产品研发费用已经接近2亿元人民币,拥有一个颇具规模的电动工具实验室。

    吴晓东尤其自豪的是,宝时得并没有到国外一味“倾销”低端产品,而是在短短几年间,价格已从比其他国际品牌低20%上升到现如今的同类产品最高端。

    在苏南经济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单强看来,这是以外资拉动型经济为特征的苏州的另一种溢出效应开始显现:在外资增加的同时,苏州本地企业能够尽快吸收外资的技术、管理、资金、经验等要素,使之本地化,从而使苏州本地经济拥有自生力。

    而这并非是排斥外资。“就好像一个人安了一个假肢,习惯后就成为了自生组织的一部分。你是否因为它是假肢,就一定要逼着自己的身体再长出一条腿呢?”单强说。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归宿”或终极目的是什么?是整个城市的经济、文化、环境各方面都获得协调发展,只要对苏州发展有利的路径选择,都是正确的。

    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制造所享有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原材料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以及新劳动法实施后提高的劳动力成本,都让中国不再是廉价制造的惟一选择。这也使得像苏州这样的“世界工厂”向高级制造跃迁变得更加紧迫。

    最大的挑战是,更高素质的产业工人的不足。尽管苏州本地的职业技术学院每年可提供数千毕业生,但单强承认,在操作工—技术工—工程师—自主研发人员或高管这4级人才体系中,技术工和自主研发人员缺口仍旧很大。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苏州经济发展另一个令人着迷之处在于这里的“纪律氛围”。在距苏州不远的另一个苏南地区城市张家港,当地的大型钢铁企业沙钢附近没有一家金属废旧物资收购站。而在其他一些地方,钢厂附近偷盗物资者甚多,有时建一座钢厂竟然需要再建一个派出所来保护。在单强看来,苏州人对“秩序”和“规则”发自内心的尊重,是苏州在未来仍能焕发吸引众多资本进入的魔力所在,并在新一轮产业升级的淘汰赛中继续保持领先位势。“远见和规划从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一座城市的将来。”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马明龙告诉《环球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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